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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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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的抗美援朝
  他們放下了木魚,放下了經串,從山門里走出來,從廟宇里走出來,從佛堂里走出來,以中國人民一分子的身分,發出了他們熱愛祖國、仇恨美帝的堅強聲音。
  ──《現代佛學》
  朝鮮戰爭給近代中國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改變了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的命運,同時也改造了佛教。自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以后,中國政府開展了強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愛國宣揚運動。整個國家動員起來,全國上下一心,無條件地支持戰爭。中國僧尼亦同全國民眾一道,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投身到支持前線的工作中去。各地佛教團體和個人,在佛教界領袖的鼓動下,積極開展各種政治學習和宣傳、舉行游行示威、制定愛國公約、開展物資捐獻。有些青年僧尼脫掉袈裟,穿上軍裝,走出寺院,奔向朝鮮前線,出生入死于朝鮮戰場上。
  走進紅塵,宣傳抗美援朝
  1950年9月,巨贊主編的《現代佛學》發表了一篇關于朝鮮佛教徒抵抗美國侵略的報道。據塔斯社平壤消息,朝鮮平安道佛教團體集會,憤怒譴責美國侵略者肆虐轟炸,屠殺無辜民眾的暴行。他們表示要與朝鮮人民一道,為擊退美國的侵略和祖國的統一與獨立而斗爭到底。集會一致通過決議,要求所有佛教徒投身到抵抗侵略的行動中去,用一切力量支持前線,鞏固后方。這一報道掀開了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宣傳活動的序幕。
  隨后,趙樸初發表了《全國佛教徒一致起來,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而奮斗》的文章,揭發美帝國主義發動朝鮮戰爭、武裝侵略臺灣、侵犯中國領土的罪行。
  1951年2月2日,來自北京市400多所寺庵的僧尼、32個藏傳佛教寺院的喇嘛代表,以及佛教界創辦的小學學生,共2800多人匯集至中山公園音樂堂,舉行抗美援朝、反對美國武裝日本愛國示威游行大會。
  下午兩點,2000多名僧眾和學生走出中山公園,經西單、繞過絨線胡同、天安門、王府井大街東單,步行十余里,進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僧尼們穿著灰黑色袈裟,頭戴風帽。他們抬著毛主席、斯大林、金日成和各國共產黨領袖的巨像,一路高呼“反對美帝侵略!”、“反對武裝日本!”等口號。佛教界的示威活動吸引了市民的圍觀。大多數僧眾都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活動,他們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在過去,僧尼被認為是看破紅塵、不食人間煙火的另類。解放以后,他們走入現實社會,參與國家政治。
  在游行人群中,有一位來自北京西郊海淀藥王廟的寶林法師。他早上9點鐘就從自己的寺廟出發,步行十余里來參加游行。游行過程中,他一直舉著“反對美帝利用宗教侵略”的木牌,每喊一次口號,他就把木牌高高舉起。雙目失明的朗照法師拄著手杖,跟著游行隊伍,摸索前進。在這些僧尼看來,參加這樣的游行是新中國佛教徒的義務,展現了新中國僧尼的新面貌。
  在北京等城市的佛教界帶動下,抗美援朝活動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開。1950年12月,寧波佛教界分別在觀宗寺、七塔寺和寶云寺召開抗美援朝動員大會。大會通過了寧波市佛教徒給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兩封信。在給朝鮮人民軍的信中,他們高度贊美了朝鮮人民的抗美斗爭,表達了中國佛教徒對他們的支持。“我們中國佛教徒站在愛和平、愛人類的立場,對你們這個反侵略正義性的斗爭,一致堅決的支持!希望你們再接再厲予侵略者以重大的打擊,消滅殺人吸血的魔王,人類才能得到幸福,世界的永久和平才能實踐。”在給中國人民志愿軍的信中,寧波市佛教界表達了對志愿軍高尚行為的敬仰,呼吁全國佛教徒時刻準備到前線去慰勞志愿軍。隨后,大會進行了募捐活動,共得233000元,全部寄給中國人民志愿軍。
  捐獻“佛教號”飛機
  朝鮮戰爭不但考驗著中國人民的生命斗志,同時亦考驗著中國的國民經濟。戰爭爆發不久,中國政府一方面大力鼓勵青年從軍,到前線殺敵保國,另一方面又號召全國人民勤儉節約,把生活物資捐給志愿軍。在這樣的情況下,全國掀起了捐獻軍用物資、青年踴躍從軍的活動,佛教界亦不例外。
  在佛教界眾多捐獻活動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捐贈“中國佛教號飛機”。
  1951年6月,《現代佛學》刊登了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員會代表北京市全體僧尼,向全國佛教徒發出開展愛國主義捐獻運動的公開信,首次提出向中國人民志愿軍捐獻“中國佛教號飛機”的建議。公開信呼吁全國佛教徒組織生產、在生產中展開捐獻活動。
  1951年6月19日,蘇州佛教界舉行集會,成立了抗美援朝工作組,討論了關于開展捐獻飛機大炮活動事項。會上一致通過了《告全國佛教界人士書》。倡議書稱:
  自從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發出關于推行愛國公約,捐獻飛機大炮,優待烈屬,軍屬的三大號召后,我們蘇州市佛教界同人都熱烈地響應了,關展了捐獻運動,并決議除捐獻現金外,還要把各寺廟所有廢銅、廢鐵(壞鐘罄)捐出來。為了表示我們全國佛教同胞的力量,我們建議大家一起行動起來,捐獻一架“中國佛教號”飛機,支持人民志愿軍,早日把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軍徹底消滅,保衛世界和平。這是充分發揚我們佛界大慈大悲大勇大力的精神。全國佛教同胞們,我們趕快起來響應吧!
  1951年6月20日,甘肅酒泉佛教界亦向全國佛教徒發出《為捐獻佛徒號飛機告佛教四眾書》。倡議書中認為,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發出捐獻號召以后,全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捐獻飛機活動。各地兒童也都在兒童節,把自己節省下來的零用錢為志愿軍購買“兒童號飛機”。全國佛教界亦不應落后,人民政協佛教代表和上海市佛教青年會等團體應帶頭發起捐獻“佛教號飛機”運動。
  1951年11月3日,班禪喇嘛在西寧發表聲明,表示支持中國政府的抗美援朝行動。他發愿“以個人力之所及,號召各地藏族人民與佛教界信徒,積極參加各地抗美援朝運動,踴躍捐獻武器,爭取早日完成佛教號戰斗機的捐獻計劃”。為了起帶頭作用,班禪首先捐獻1億3千萬元,并與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饒嘉措聯名寫信給全省各大寺院,號召大家踴躍捐獻,努力完成“青海佛教號戰斗機一架”的捐獻任務。
  同時,喜饒嘉措親自到塔爾寺和大通廣慧寺等藏傳佛教寺院,向各寺負責人和喇嘛介紹時事政治,說明捐獻的意義。在他的說服下,塔爾寺僧眾集體捐獻了1億3千萬,大通縣7個寺院捐獻了2400余萬。甘肅南部著名拉卜楞大寺貢唐倉嘉木樣自己捐出500只羊、100頭牛和500張牛皮。這些藏傳佛教領袖以及著名大寺的積極行動,極大地鼓舞了西藏人的捐獻熱情。11月21日,班禪來到青海塔爾寺,向全體喇嘛發表講話,號召青海僧俗為完成“青海佛教號”飛機作貢獻。當場有許多喇嘛捐獻積存多年的銀元,共有1萬元左右。
  政府的號召、佛教界的倡議,拉開了中國佛教徒捐獻“佛教號飛機”的序幕。1951年8月8日,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員會,通過《現代佛學》,再次呼吁全國佛教徒踴躍參與捐獻“中國佛教號”飛機的活動,并且根據各地區經濟情況,提出各佛教團體應捐獻的資金數額。委員會要求各佛教團體和個人把籌集的捐款通過中國人民銀行,寄給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同時,捐獻單位或個人要在支票上寫明“中國佛教號飛機用款”,然后將其捐款數目或收據通知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員會,以便及時與有關方面接洽。沒有多久,北京市佛界就捐獻1000多萬元,預計半年內,捐獻數額將達到6千萬至1億元。到1951年12月16日,北京市佛教界共捐獻人民幣58,711,600元,已認捐但尚未交的有百余萬元,再加上捐獻的手表和古銅瓶子等,總數已經超額完成了6,000萬元的任務,提前完成捐獻工作。
  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員會給上海市佛教界分配的捐獻數額為7億5千萬元,相當于半架飛機的價值。1951年7月12日至14日,上海市召開了第三次抗美援朝代表會議。會后,20多位佛教界代表開會商議成立佛教界抗美援朝支會籌備會。經研究計劃,籌備會決定把捐獻任務落實到具體個人和單位。
  僧眾方面,樓面600人,每人每日捐200元;凈室600人,每人每日捐500元;尼僧600人,每人每日捐200元。寺廟方面,預定甲等每日20,000元,乙等每日10,000元, 丙等每日5,000元,丁等每日2,500元(等級還未決定),大約估計寺廟僧眾共可完成3億元任務。
  上海市有13個居士團體,每個團體都進行了宣傳活動,共召開了7次會議,討論如下四個問題:一、佛教徒為什么要參加抗美援朝運動;二、從佛教戒律和因果方面來看待捐獻飛機大炮;三、怎樣做好本單位的愛國捐獻工作;四、怎樣修訂本單位的愛國公約。上海市佛教青年會共有會員6,000多人,在上海居住的就有600余人,預定每人捐6,000元、3萬元、6萬元、12萬元,根據個人的經濟能力分等級捐獻。7月15日,該會在靜安寺召開動員大會,方子藩理事長帶頭捐獻,認購了甲級捐獻3萬元。8月12日,上海佛教青年會少年部籌委會召開第16次會議,倡導開展“百元愛國捐獻運動”。除此之外,上海佛學會、金剛道場護法會、功德林佛學會、佛教聞化法會、世界佛教居士林、積善念佛林等居士團體亦組織了捐獻活動。這樣,上海佛教號飛機捐贈任務估計將在6個月內完成。1951年12月,上海市抗美援朝分會佛教支會在吉祥寺舉辦書畫義賣捐獻展覽會,邀請上海、乃至全國各地的著名書畫家作書作畫,把義賣的錢捐給中國佛教號飛機。
  就現有的資料來看,全國佛教界對捐獻“中國佛教號飛機”表現出高漲的熱情,出現了許多無私奉獻、爭先捐贈的場面。在很大程度上,這要歸功于當地政府的領導和佛教界領袖人物的推動。
  由于地方差異,各地佛教界的捐獻活動亦有明顯不同。在經濟比較發達地區,如上海、無錫,捐獻工作一般都能夠順利開展。1951年6月24日,無錫市佛教徒學習組共捐獻人民幣2,317,000元及銀元2枚,銅元200枚,提前完成了他們數日前在無錫市宗教聯誼會議上認捐的230萬元的數目。
  現有資料沒有說明,佛教界到底有沒有成功地購得一架“佛教號飛機”交給中國人民志愿軍。但是,無論怎樣,各地佛教界進行了捐獻活動,或寄往北京,或交給當地抗美援朝運動機構,所取得的成績是非凡的。但是,這并不是說,在此大規模的捐獻活動中,沒有出現任何消極的現象。在一些貧困或缺少組織人才的地區,佛教界捐獻活動未能得到很好展開。有的地方,負責捐獻活動的個別人員甚至營私貪污,把捐獻的錢物占為己有。這樣的現象極大地影響了當地佛教徒的捐獻熱情,受到佛教界的批判。
  1952年1月出版的《現代佛學》刊登了一則捐獻短訊,報告“至1951年12月10止,貴陽佛教界共捐獻2,468,076元5角,已交中國人民銀行貴陽中山西路辦事處”。這一報道遭到當地佛教徒的質疑。一名叫小川的讀者寫信給《現代佛學》,揭發此報道不實。1951年12月31日至1952年1月2日,貴陽市一些佛教積極分子組織清賬,發現負責收取捐獻經費的續運法師有貪污行為。1952年1月5日,全市僧尼結合三反運動,召開群眾運動大會,組織清賬委員會,作進一步深入調查。這些現象說明,當時的中國佛教界一盤散沙,特別是在邊遠地區,佛教界缺乏有效的組織人才和統一行動。雖然北京市佛教界充當了領軍人物,但是,它對地方佛教界影響有限。直到1953 年6月,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中國佛教界有了自己全國性的組織。但是,這時,朝鮮戰爭已經接近尾聲,抗美援朝運動也逐步退溫,佛教界捐獻“佛教號飛機”活動也慢慢地被人們忘卻。
僧尼從軍,還俗殺敵
  佛教提倡和平,反對暴力,不鼓勵佛教徒、特別是出家人從事暴力。但是,佛教不是絕對的和平主義者,也不無條件地反對戰爭,中國佛教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僧人從事武裝暴力活動的個案,如抵抗外國侵略等。新中國成立后,廣大僧尼成為勞動人民一部分,同其他公民一樣享受法律給予的權利,同時亦同樣地承擔國家義務。抗美援朝期間,政府在全國范圍公開征召僧青年當兵,得到佛教界積極響應。
  政府號召僧尼從軍并不是起始于19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早在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就這樣做了。但是佛教界不但不反對、而且一致鼓勵僧青年從軍的現象則是抗美援朝的特色。抗日戰爭時期,一些僧青年曾積極從軍,投身到民族救亡運動中去。但是,當時的佛教界一般都鼓勵僧人從事救護工作,對僧尼從軍殺敵有不同的聲音。抗美援朝運動期間,佛教徒,包括年紀大的僧尼,不但沒有反對僧青年參軍,而且鼓勵他們到前線去殺敵。從軍即意味著還俗,意味著殺生,因此也就是說,當時的佛教界不但不反對而且鼓勵僧青年還俗,不但不反對而且鼓勵他們去殺美帝國主義者。在很多地方,佛教界因有僧尼參軍而感到無限的光榮和自豪,自發組織起來,為參軍的僧青年舉行盛大歡送會。
  從1950年12月1日至1951年6月24日,政府曾兩次發出決定,征收青年學生、工人參加軍事干部學校學習。戰爭初期,僧尼們響應政府號召,或單獨或與其他社會大眾一起上街游行。他們或高喊抗美援朝的口號,或公開表明已做好準備上前線殺敵、保家衛國。隨著戰爭局勢的發展,政府號召青年報效國家,全國掀起了青年報名參軍的熱潮。經過馬克思主義學習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年輕僧尼,也感受到自己作為公民的義務和責任,他們亦出現在各地報名參軍的征兵站。
  1951年6月10日,九華山佛教徒參加了九華村召開的建軍大會。參加大會的94名僧尼中,任運恒、智靜、覺安、宏深、曹南山等5 名僧青年當場即報名參軍。他們說,青年參軍是光榮任務,出家人行菩薩道,其目的就是實踐無畏施,就是救人濟世。再說,出家人參軍報國沒有任何后顧之憂,正可以全身心地投身到殺敵戰場。這5位僧青年向九華山全體僧尼發出呼吁:不要留戀小小的九華山,而耽誤了自己為國家奮斗的大事。每一位佛教徒要勇敢地走出寺院,走出叢林,為早日打垮美帝,解放全世界的人民作貢獻。隨后,他們向其他青年出家人提出挑戰,希望他們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報名參軍,報效國家。至1951年6月,全山共有7家寺院成為軍屬戶,同其他軍屬一樣,平等享受政府的各項擁軍優惠。
  1951年1月,常州清涼寺舉行了隆重法會,慶祝該寺僧青年善春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善春當年25歲,來自蘇北東臺。他響應政府的號召,報名參軍,并很快得到批準。常州市佛教界都為他的思想和行為感到無上光榮,附近寺院的僧尼紛紛到清涼寺來祝賀。一天下午,來自當地40多所寺廟的主要負責人會集清涼寺,為善春舉行了一場特別的歡送法會。他們祝賀善春成為一名光榮的解放軍戰士。法會之后,大家參加了游行慶祝活動。善春騎著大馬,高高地走在游行隊伍中間,他的衣服前襟佩戴著一朵巨大的紅花。20多位佛教青年走在前面開道,他們舉著紅旗,敲鑼打鼓,燃放鞭炮。游行隊伍穿過市區的主要街道,吸引了大批人群,駐足觀看,紛紛贊嘆這位年輕比丘的愛國行為。同樣地,當江西南冒市圓通寺僧人永拔離開寺院、前往部隊報到時,該寺僧眾40多人集體歡送他入伍。
  青年僧人報名參軍,成為當時中國佛教界參與抗美援朝運動的一個亮點。他們脫掉袈裟,穿上軍裝,走出寺門,到前線去殺敵,不但沒有人指責他們背叛佛門、違犯了戒律,反而得到陣陣贊許聲和羨慕的眼光。自智是湖南瀏陽崇法寺的一名僧人,積極參加土地改革和政治學習活動,曾任湖南佛學講習所講師。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他積極組織當地佛教徒進行宣傳工作,開始“人人都來抗美援朝”活動。1950年冬季,他本人響應政府號召,報名參軍入伍。自智參軍后,在瀏陽縣城接受軍訓,并且擔任湖南軍區瀏陽縣某隊某連文書室工作,隨時準備開赴到朝鮮戰場。參軍前,他把在土改時分到的糧食和土地,全部送給崇法寺。該寺也因自智的參軍而成為軍屬,享受政府各項特殊照顧。
  1951年1月12日,杭州市1,100多位青年中學生光榮參加了軍事干校,其中有一位叫金正明的同學,成為一名空軍。金正明原是一孤兒,在他兩歲時,式梁和尚收養了他,讓他作為小沙彌住在寺院里,并供他上學。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式梁鼓勵金正明報名參軍,到前線去保衛國家。當天,成千上萬的杭州市民涌上街頭,歡送青年學生入伍。
  僧青年當兵的情況,乃至他們在戰場上的表現,現有數據很少記載,其原因之一就是,一旦他們脫掉袈裟、穿上軍裝,他們過去的出家身分完全消失。到了戰場后,殘酷無情的戰爭迫使他們在思想和行動上忘記自己的身分。他們不再是出家人,而是為國家、為人民奮不顧身的志愿軍戰士。他們必須同其他志愿軍一樣,與敵人進行你死我活的拼殺。演禮原是開封相國寺的一名青年僧,1951年參加了中國人民志愿軍,改名為劉治忠,后隨軍到朝鮮作戰。1951年6月,他給他原常住寺院的師兄弟們寫了一封信,報告了他殺敵護國的決心和行動,全文如下:
  親愛的德山、永行、福元、晏塵:你們與我來信,都收到了。現在朝鮮的情況,一天比一天地有很大的好轉變。上級給我們的重大光榮任務,是保衛開城,在朝鮮的最前線。現在面對敵人,我們決心要多殲滅敵人。關于祖國人民對我們的關心和熱愛,我一定要拿最大的功勞給毛主席爭光、給家庭爭光來回答你們。望你們在家努力生產爭取勞動模范的稱號,才最光榮,才對人民有很大的貢獻。并希望鍛煉身體。望你接到信以后,回音言明這些為盼!此致敬禮,劉志忠,1952年6月5日。
  在1950年代初,中國革命的勝利極大振奮了一批青年人,其中包括僧青年。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踴躍從軍、報效國家,反映了當時中國青年的一種普遍心態和行為。部分僧青年受到時代社會政治的影響,亦具有一般社會青年改造舊社會、建設新中國的理想和追求,有為祖國奉獻的決心和勇氣。從這個方面來看,僧青年從軍既反映了青年僧人希望與舊思想和舊文化絕裂、走出自己未來生活的決心和信心,同時亦是當時佛教界愛國主義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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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保證抗美援朝紀念館改擴建工程順利實施,經市政府批準,抗美援朝紀念館于2014年12月29日閉館,停止對外開放。重新開館時間另行通知。由此帶來不便,敬請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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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美援朝紀念館是全國、全軍唯一一座全面反映抗美援朝戰爭歷史和抗美援朝運動的國家級重大戰爭紀念館。根據抗美援朝紀念館改擴建工作需要,為進一步充實豐富館藏文物和史料,更加全面生動詳實地反映抗美援朝歷史,弘揚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現誠向國內外廣泛征集抗美援朝各類文物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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